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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逸《楚辞章句》：为何成为楚辞学的奠基与典范
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史上，对《楚辞》的注释工作源远流长，著述如林。然而，在众多注本中，东汉王逸的《楚辞章句》无疑是最为著名、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部。它不仅是现存最早且完整的《楚辞》注本，更因其独特的时代背景、权威的注释体例和丰富的文献价值，奠定了后世楚辞学研究的基础，被誉为“楚辞学之祖”。
一、 时代优势与文献保存的不可替代性
王逸生活在东汉中期（约公元89年-158年），距离屈原、宋玉等楚辞主要作家的时代相对较近。这一时期，楚地的文化传统、方言土语尚未完全湮灭，相关历史资料和口头传说也比后世更为丰富。
* 文献传承的枢纽：在王逸之前，西汉的刘向曾辑录《楚辞》，淮南王刘安、司马迁、扬雄、班固等人都对屈原及其作品有过论述，但他们的著作或已散佚，或仅为只言片语。王逸的《章句》正是在吸收和回应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写成的，它系统性地整理并保存了前汉的楚辞研究成果，使得许多珍贵的早期观点得以通过他的引述流传至今。
* 贴近文本的语境：时代的接近使得王逸对楚辞中涉及的战国历史、楚国风俗、名物制度有着更为直观和准确的理解，这是后世注释者难以企及的优势。
二、 “章句”体例的完备性与权威性
“章句”是汉代经学家阐释经典的主要方式，旨在分章析句，解释词义、阐明大义。王逸将这一体例成功运用于文学作品的阐释中，形成了体系完备的注释模式。
1. 解题：在每篇作品之前，王逸会撰写一篇小序，介绍作者的创作背景、意图，并概括主旨。这为读者理解全文提供了清晰的指引。
2. 逐句注释：对正文进行逐句甚至逐词的训诂，解释生僻字词、方言古语、名物典故。
3. 阐发大义：在词句解释的基础上，进一步阐发段落和全篇的思想内涵，尤其是贯穿其中的忠君爱国、忧国忧民之情。
这一体例使得《楚辞章句》兼具工具书与文学评论的双重功能，既便于初学者入门，也为深入研究者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撑。
三、 坚定的“尊屈”立场与经学化的阐释策略
在汉代，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存在争议。如班固在《离骚序》中批评屈原“露才扬己”、“责数怀王”。王逸则站在坚定的“尊屈”立场上，对这类批评进行了有力的反驳。
* 将《离骚》比附“经书”：为了提升《楚辞》尤其是《离骚》的经典地位，王逸在《离骚经序》中明确提出 “《离骚》之文，依《诗》取兴，引类譬喻” 的观点。他将《离骚》中的香草美人意象，系统地与儒家道德观念相对应。
* 实际案例：
* 他在注释《离骚》“扈江离与辟芷兮，纫秋兰以为佩”一句时写道：“佩，饰也，所以象德。故行清洁者佩芳，德仁明者佩玉……” 他将屈原佩戴香草的行为，直接解释为个人品德的外在象征。
* 对于“惟草木之零落兮，恐美人之迟暮”中的“美人”，王逸注为：“美人，谓怀王也。人君服饰美好，故言美人也。” 这种以男女关系喻君臣关系的阐释，成为后世解读楚辞的经典范式。
这种经学化的阐释策略，虽然在今天看来有时不免牵强，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，它极大地巩固和提升了《楚辞》在儒家文化正统中的地位，使其得以与《诗经》并列，成为文学经典，这是王逸《章句》能够被广泛接受和传承的关键原因之一。
四、 丰富的训诂成果与方言考释
作为一部训诂学著作，《楚辞章句》的学术价值极高。王逸对楚地方言、异字的考释，为后人扫清了阅读障碍。
* 实际案例：
* 《离骚》开篇“帝高阳之苗裔兮”中的“朕”，王逸注：“朕，我也。” 这是对古称的直接解释。
* 《招魂》“去君之恒干，何为四方些”中的“些”（suò），王逸明确指出：“些，语辞也。楚人禁咒句尾皆曰‘些’，乃楚人旧俗。” 他准确地指出了“些”是楚地巫术咒语中特有的语气词，保留了重要的方言资料。
这些扎实的训诂工作，使得《章句》成为解读楚辞文字不可或缺的基础。
结论
综上所述，王逸《楚辞章句》的著名与权威，并非偶然。它源于其作为文献源头的唯一性、注释体例的系统性、阐释立场的捍卫性以及训诂考据的奠基性。尽管后世洪兴祖的《补注》、朱熹的《集注》等在王注基础上有所补正和发挥，但它们的出发点与核心框架，始终未能脱离王逸所构建的阐释体系。因此，要真正步入《楚辞》的殿堂，王逸的《章句》是无可替代的基石与起点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