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唐四杰的排名，为何历来争议不休？
初唐四杰——王勃、杨炯、卢照邻、骆宾王，是唐代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文人群体之一。他们活跃于唐高宗至武周时期，以革新齐梁浮靡诗风、开拓唐代文学新境界而闻名。然而，关于四人的排名顺序，自唐代以来便争论不止，成为文学史上一桩著名的公案。
一、排名的历史渊源与核心争议
1. 原始记载的差异
最早记载“四杰”之称的文献便已存在排名分歧：
– 《旧唐书·杨炯传》载：“炯与王勃、卢照邻、骆宾王以文词齐名，海内称为王杨卢骆，亦号为四杰。”
– 同时期其他文献则有“骆卢王杨”“卢骆王杨”等不同排序
2. 当事人自身的异议
杨炯“愧在卢前，耻居王后”的着名表态，直接暴露了排名争议：
– 杨炯对位列王勃之后表示不满，却对排在卢照邻之前感到惭愧
– 这一矛盾心理反映了当时文人圈对四人文学成就的不同评价
二、争议背后的深层原因
1. 文学评判标准的多元性
四杰各有所长，难以用单一标准衡量：
– 王勃：五律、骈文成就最高，《滕王阁序》被誉为“千古第一骈文”
– 杨炯：边塞诗开风气之先，《从军行》气势雄浑
– 卢照邻：七言歌行体大家，《长安古意》展现都市繁华
– 骆宾王：长篇歌行与政治檄文并佳，《帝京篇》《讨武曌檄》皆成名作
2. 文体专攻的差异性
四人在不同文学体裁上的卓越表现，使得评判变得复杂：
– 若以骈文论，王勃当之无愧第一
– 若以七言歌行论，卢照邻、骆宾王更胜一筹
– 若以五言律诗论，杨炯、王勃成就突出
3. 时代审美观念的变化
历代文学批评家的偏好差异直接影响排名：
– 唐代重视王勃的骈文成就
– 宋代开始推崇骆宾王的气节与歌行
– 明代则更重视卢照邻的七言创作
三、具体案例分析：从代表作看排名困境
案例一：《滕王阁序》vs《讨武曌檄》
– 王勃《滕王阁序》：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成为千古绝唱，但其骈文仍带六朝余韵
– 骆宾王《讨武曌檄》：“一抔之土未干，六尺之孤何托”情感激昂，被武则天本人赞叹“宰相安得失此人”
这两篇代表作分属不同文体，艺术价值与历史影响各有千秋，难以简单比较高低。
案例二：诗歌革新贡献的比较
– 王勃《送杜少府之任蜀州》：“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”标志着五律的成熟
– 卢照邻《长安古意》：开拓了七言歌行的题材与境界
– 骆宾王《在狱咏蝉》：托物言志，深化了咏物诗的内涵
每人在诗歌革新方面都有独特贡献，形成了“各有所长，难分伯仲”的局面。
四、历代重要评述与排名变化
1. 唐代的主流观点
唐代文学批评家普遍将王勃置于四杰之首，如：
– 杜甫《戏为六绝句》称“王杨卢骆当时体”
– 《唐诗纪事》等文献多沿用此序
2. 宋明时期的重新评估
宋代开始出现为骆宾王鸣不平的声音：
– 计有功《唐诗纪事》特别强调骆宾王的忠义气节
– 明代胡应麟《诗薮》认为卢照邻的七言歌行成就最高
3. 近现代学者的多元解读
闻一多《唐诗杂论》 从文学史角度重新定位四杰，强调他们作为集体革新者的意义，弱化了个人排名的重要性。
结论：争议的实质与启示
初唐四杰排名争议不休的根本原因在于：文学评价本身具有主观性和历史性，不同时代、不同批评者会基于各自的文学观念和审美偏好做出不同判断。
这一争议给我们的启示是：对文学史上并称的作家群体，应当更多关注其集体贡献与历史意义，而非执着于个人座次。四杰作为一个整体，完成了唐诗从宫廷走向市井、从浮靡转向刚健的关键转变，这一历史功绩远比个人排名更为重要。
正如现代学者傅璇琮所言：“四杰的革新是一个整体运动，任何割裂的评价都难以全面把握其文学史意义。”或许，我们应当将关注点从“谁第一谁第二”转向他们如何共同开创了盛唐诗歌的辉煌前奏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