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诗的东渐与日本文学的受容
日本接纳唐诗的历史背景
唐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官方渠道主要通过遣唐使制度实现。自630年至894年间，日本共派出十九批遣唐使团，其中成功抵达中国的有十二批。这些使团成员包括学者、僧侣和文人，他们不仅学习中国的政治制度，更将唐代文化精髓带回日本。最澄、空海等留学僧在长安青龙寺学习期间，不仅钻研佛理，更深入研习王维、白居易等诗人的作品，成为唐诗传播的重要媒介。
《怀风藻》的编纂（751年）是日本汉诗发展的里程碑。这部日本最早的汉诗集收录了120首作品，其中大友皇子的《侍宴》一诗：”皇明光日月，帝德载天地。三才并泰昌，万国表臣义。”明显受到初唐宫廷诗风影响，展现了日本贵族对唐诗格律的初步掌握。
唐诗传播的具体途径与代表人物
遣唐使的文化桥梁作用
吉备真备在唐留学十八年，归国时携带《唐礼》130卷、《乐书要录》10卷及大量诗文典籍，开创了日本系统研究唐诗的传统。他创立的大学寮将《文选》作为必修教材，其中收录的唐诗成为日本文人必读范本。
空海与《文镜秘府论》
空海所著《文镜秘府论》是东亚第一部系统性的诗学理论著作。该书分天、地、东、西、南、北六卷，详细论述诗歌声律、对偶、文体等创作规范。其中引用了崔融《唐朝新定诗格》、王昌龄《诗格》等已在中国失传的文献，不仅保存了珍贵的唐代诗学资料，更确立了日本汉诗创作的理论体系。
白居易对日本文学的深远影响
嵯峨天皇与《白氏文集》
日本皇室对白居易的推崇达到极致，嵯峨天皇（786-842）获得《白氏文集》后秘不示人，藏于宫中日夜研读。紫式部在《源氏物语》中多次引用白诗，其中”桐壶”卷开篇明显化用《长恨歌》的叙事结构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醍醐天皇曾直言：”平生所爱，《白氏文集》七十卷是也。”
和歌理论的唐诗化
纪贯之在《古今和歌集》假名序中提出”和歌六义”，直接将《诗经》”六义”理论移植入日本和歌体系。其中”讽歌”对应”风”，”数歌”对应”赋”，这种理论嫁接显示了日本文人对中国诗学的创造性接受。
具体文学作品的受影响案例
《和汉朗咏集》的编撰
藤原公任编纂的《和汉朗咏集》（1013年）收录了588首汉诗佳句和216首和歌，开创了汉诗与和歌的对照鉴赏模式。其中白居易诗句入选135首，占比近四分之一。如摘取”林间暖酒烧红叶，石上题诗扫绿苔”等诗句，与日本四季风物歌谣并置，形成独特的审美空间。
《枕草子》中的唐诗元素
清少纳言在《枕草子》中多次化用唐诗意境。第82段”拂晓时分的景色”中描写的”河雾缭绕”，实乃对杜牧”烟笼寒水月笼沙”的创造性转化。而第40段对”雪月花”的论述，更直接源自白居易”雪月花时最忆君”的诗意表达。
唐诗影响的文学史意义
五山文学的兴盛标志着日本汉诗创作的成熟。虎关师炼、中岩圆月等禅僧创作的汉诗，如”孤村夕阳烟初暝，远岸秋潮风正急”等句，既得唐诗格律精髓，又融入了日本禅宗的空寂意境。这种影响持续至江户时代，赖山阳《日本乐府》中的咏史组诗，仍在运用李贺、李商隐的象征手法表现日本历史题材。
唐诗的传入不仅丰富了日本文学的表现形式，更深刻重塑了日本的审美体系。从《万叶集》到《古今和歌集》，从《源氏物语》到五山文学，日本文人通过对唐诗的消化吸收，最终形成了兼具中国风雅与日本幽玄的独特文学传统，这种文化交融的成果至今仍在日本文学中焕发生命力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