白居易的文学主张：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
一、核心主张的内涵与背景
白居易在《与元九书》中明确提出：”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“，这一主张成为其文学思想的核心。所谓”为时”，即要求创作紧扣时代脉搏；”为事”，则强调作品应基于具体社会现实。这一理念的形成与中唐时期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：安史之乱后，唐朝由盛转衰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，白居易深感文学不应再沉溺于风花雪月，而应承担起补察时政的社会责任。
二、理论体系的三重维度
（一）创作目的论
白居易主张文学必须服务于现实政治，提出”惟歌生民病，愿得天子知”的创作宗旨。他认为诗歌应像《诗经》那样发挥”补察时政，泄导人情”的功能，将文学创作视为参与政治的重要途径。
（二）内容决定论
在《新乐府序》中，他强调”为君、为臣、为民、为物、为事而作，不为文而作也“。这一观点确立了内容优先于形式的原则，要求文学作品必须承载具体的社会内容，反对无病呻吟的创作倾向。
（三）社会功效论
白居易特别重视作品的社会效果，提出”其言直而切，欲闻之者深诫也”。他要求作品语言直白犀利，能够直接触动读者，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。
三、创作实践的具体例证
《卖炭翁》的现实批判
这首新乐府诗通过老翁”满面尘灰烟火色，两鬓苍苍十指黑“的肖像描写，以及”一车炭，千余斤，宫使驱将惜不得”的悲惨遭遇，真实反映了”宫市”制度对底层百姓的残酷剥削。全诗以具体事件为依托，实现了”为事而作”的创作理念。
《秦中吟》的时政针砭
在《重赋》中，他揭露”浚我以求宠，敛索无冬春“的赋税苛政；《轻肥》则通过”食饱心自若，酒酣气益振”的权贵生活与”是岁江南旱，衢州人食人”的民间惨状形成强烈对比，实践了”为时而著”的创作原则。
《新乐府》的系统讽喻
组诗中的《上阳白发人》关注宫廷女性的悲惨命运，《杜陵叟》批判急征暴敛的赋税政策，每首诗都针对具体社会问题，形成了系统的社会批判体系。
四、历史渊源与理论创新
对儒家诗教的继承发展
白居易的主张直接继承了《诗经》”风雅比兴”的传统和汉乐府”感于哀乐，缘事而发”的精神。但他将儒家诗教中的美刺观念具体化为对当代政治的直接干预，实现了从理论主张到创作实践的跨越。
对文学价值的重新定位
与同时期韩愈”文以明道”的主张相比，白居易更强调文学对现实社会的即时反映和干预。他将诗歌视为”救济人病，裨补时阙“的工具，赋予了文学更直接的社会功能。
五、文学史意义与当代启示
白居易的创作主张推动了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发展，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现实主义潮流。其”为时””为事”的创作理念，至今仍对文学创作具有启示意义：
– 强调作家应保持对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怀
– 要求文学作品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
– 在追求艺术性的同时不忘现实关怀
白居易通过理论建构和创作实践，确立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原则，其”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”的主张，成为中国文学思想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命题之一，对后世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